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历史的补白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周晓红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们之所以在观察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历史叙事的同时开始人物的口述历史研究，是因为我们深信，过去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研究，除了宏大的民族叙事之外，并没有对每一个个体鲜活的历史和深刻的感悟给予应有的关注，以至于本该传世传世的历史，无法展现其内在的肌理。事实上，如果历史的叙述者能够考虑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视角，就很容易意识到:宏大的历史车轮不仅会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每次经过时留下或深或浅的蛙痕，从而埋葬他或她未来人生方向的草蛇灰线；更何况，无论是宏大的民族叙事，还是悲剧性的民族史书，虽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欲望和努力，但也不能缺少众生生活的交织。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家叙事的宏大图景中，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没有各种各样的个体空白。

这种新历史观的发展，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的发展，从单纯的国家叙事到个人表达的包容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口述历史在当代的流行是由于历史的转折和现代技术的便利。因此，尽管几乎所有口述历史的历史痕迹都会提到艾伦·内文斯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实验室的壮举，但口述历史的真正动因却得益于英国社会史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待历史的传统，这使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前辈们对记录“普通”工作者的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后者而言，口述历史最初的流行不仅依赖于20世纪记录设备和技术的进步——这使得类似的作品——从中国社会代代相传的说书人到现代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者——被方便地记录下来，而且目前，“新的数字技术也在改变我们记录、解释、分享和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从而引发了口述历史领域的新范式革命。

在口述历史中，“口述”和“历史”两个概念的并列，不仅表明了叙述者与传统史书的隔绝，也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可能产生的颠覆意义。尽管最早的历史，包括《荷马史诗》和《诗经》都是口头流传下来的，但在历史或专业历史学家出现后，普通的口头发言人或见证人被排除在正统历史之外，正统历史侧重于帝王将相或民族的宏大叙事，而普通人，包括屠夫和小卒，则成为历史研究中的边缘人或弱势群体，他们几乎不占传统历史中任何有意义的叙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口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意义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因为口述史学自出现以来就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和经验，从而使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成为个人经验的具体补充；其次，口述史学也使以前被忽视的下层民众、妇女和少数民族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感受、荣耀甚至不满。在口述史学诞生之前，不仅恩格斯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调查中使用了口述材料，而且欧洲经验社会的第一批研究者也是口述材料的熟练使用者。例如，以研究伦敦贫困而闻名的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广泛使用采访中的口头叙述。口述史学出现后，收集口述资料用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促进了对工人等中下层民众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而且通过社会身份的刺激，“导致了一些大型厂矿钢铁基地集体传记写作群体的形成”，这也是我们今天同类研究的先行者。

我们不打算用个人口述代替国家叙事，但我们相信个人口述至少可以起到“填补”国家叙事的作用，让我们的历史不仅全面，而且更加生动。众所周知，口述史讨论中争议最大的话题往往集中在口述史的真实性或口述资料来源的主观性上，这往往被认为是口述史与传统史学的最大区别。实证主义批评家坚定地认为，人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被“身体虚弱、怀旧、受访者和被采访者双方的个人偏见、集体影响和对过去的回顾性叙述等各种因素扭曲”。更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后叠加、完全主体性”的世界。

从建构主义的立场来看，口述历史是对个体生命过程、社会经验和情感世界的叙述，必然充满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但是，承认口述历史和集体记忆的主观性和历史价值，并不是否认其历史真实性或客观性。口述历史客观性最简单的表现，就是任何个人的口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访者所经历的时代和社会状况，以及见证人自身在时代和变迁下的个人经历、体验和反思。尽管受社会、政治及相关情境的制约，叙述者有可能隐瞒或歪曲个人行为或事件的意义，但这是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材料都可能存在的问题，也绝不是口述史料的唯一病症。再者，鉴于口述历史的收集往往涉及同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历史细节和生活事件的真实性进行比较、对比和验证。(作者系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高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