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与寻找：用徒步校准生活的指针

《再走:在路、河、驿道上寻找国立西南联大》杨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单向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吴大昌年近百岁时，在书店读到冯友兰的文章《论悲观主义》，对他的观点印象深刻。1939年，冯友兰第一次为他写这篇文章时，他对人生的意义处于迷茫状态，看完并没有顿悟的感觉。他21岁，一切才刚刚开始。可见，人生的道理在悟后似乎成了废话，但在悟前总是格格不入，局中人听不懂也听不进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困扰每一代年轻人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作者杨潇在他的新书《重新行走:在道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给出了一个计划。

在书的封面上，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学校的英文标题直译为“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学校当然是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似乎也包括作者脚下的西行之路。尽管关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大众叙事和学术研究已经汗流浃背，但杨潇转向另一个维度，探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到达昆明的。

这本书很厚很重，由两条线编织而成:一条是1938年湘黔滇旅游团从长沙到昆明旅游；一个是2018年作家杨潇在这条路上的再走。这条路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路。当我们封闭在一个孤立的小圈子里，通过手机应用观看中国大地时，用脚去丈量这片广袤的土地，是珍贵而有意义的。

走着走着，作者看到了山川、水和鸟鸣，品尝了80年前学生日记里记录的所有美味，不期而遇。知识与史料的交织，1938年与2018年的频繁切换，造成了蒙太奇的视觉效果，贫穷与繁荣，动荡与和平，充满了能量与挫败与迷茫...这些图片重叠在一起，形成对比。80年前，湘黔滇旅行团路过，如今已面目全非。沉积在某个角落的历史被作者唤醒，他在历史的尘埃中翻找鲜为人知的记忆。我们遵循作者的观点，即“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而不是一幅风景”。

一个人走在湘黔滇路上，作者用80年前学生的记忆和当时路上留下文字的人组成了自己的社区，这两代人共享同一个更古老的社区。作者视李林灿为黔滇路上的同伴。80年前，李林灿把《徐霞客游记》当作路上的“无言的朋友”，作者自己也是在同一条路上读徐霞客的文字。朱元璋、徐霞客、林则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和作者共同将这条道路拓展到了更深层次的历史。一代又一代，路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在阅读过程中不难发现，1937年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联合大学的成立，从长沙到昆明的迁移，迁移期间中青年人的斗志和热情...这些都是很偶然的，有很多因素促成的。长沙联合大学成立之初，没有教科书和参考书，教授们只能按照脑子里的记忆来授课。英国诗人empson逐段背诵奥赛罗、乔叟和斯潘塞，他的风格引人入胜。但是empson不会背散文，还是有人送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来解决问题。相对应的，作者此行和之前作为记者出差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什么“必要”。只有把旅行当作一种偶然的积累，我们才能“游刃有余地散步聊天”。这种叙事带来的是一种漂泊的状态，不试图证明什么，不试图开某人的口，不试图建立某种逻辑，不试图揭示某种真相。当我们接受这种偶然性时，我们会获得一种非常放松的自由感。

在西行路上，作者开始重新理解空口号所消费的宏大概念。用双脚一步一步测量，填补空空洞的概念，唤醒沉睡的记忆，人物丰满生动，历史变得清晰可见。当下是丰富的，因为它触及了历史的深度，探索了未来，所以我们获得了更丰富的意义。我们需要别人来发现自己。那么，用身体触摸历史的脉搏，恰恰是为了更真实、更丰富地感受当下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重新发现一种“宏伟”。

1938年的年轻人和2018年的作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美好生活？思想和行动的关系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看完穆旦在官庄的纪录片，作者回忆起自己的青春，问道:“那段日子我在哪里度过的？”他到盘县的时候，就已经想明白了:“现在看来，我们只是碰巧赶上了一个国家的上升曲线，这个国家比别人强，但我们错误地认为一切都可以持续，我们延迟落地，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这一点上，作者提醒我们不要过度陷入沉思。“思考不会带来答案，因为答案很可能藏在行动的背后。”

当黔滇旅行团的年轻人面对弃笔从军的同学时，他们相信步行到昆明继续深造也是爱国的。这一信念最终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精神的基石。带着这种信念，作者通过行走来校准自己的生活，并再次确认了自己的价值。

“结语”部分，从叙述到语气，与前一部分完全不同。乍一看只是材料的积累，其实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精妙之笔。就像电影的结尾一样，每个人的行踪都显示在这里。曾几何时，那种在枪炮声中没有隐隐感觉的明亮、有活力的生活状态，在接近“终点”时，充满了沧桑后的冷漠和无力感，读来令人尴尬。这一部分是以人物来划分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时间的脉络。有些角色出现过很多次，比如赵欣娜，吴大昌。每一次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世事变迁，时代变迁，但人的运势却不一样。

书的最后，年近百岁的吴大昌回忆起冯友兰的一句话:“人生就是要活着，要活着……”这句话豁达通透，却又老气横秋，可能会让年轻人无所适从。写这本书的时候，作者已经36岁了，他的青春已经接近尾声，但他的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既然你在游戏中，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你就需要依靠一种惯性。这种惯性不是不假思索地随波逐流，而是从一开始就定了方向，调动了所有的身体和精神之后，在路上形成的。

作者曾经说过，人是流动的，人的本质是由行动创造的。因此，面对困惑，他指着走路。这种“方向感、节奏感清晰的线性前进”，可以让我们用惯性推开幻想，随波逐流，打开孤立的自我，克服困惑，化解那些小小的生存危机。其实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冯友兰的一句话:“人生问题就是这样，你可以过上好日子，如果你这辈子过得好，就不会有问题。”(阿唐)